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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年，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乌阿茹娜一直和同事在进行青少年拒学的调查，每一次为拒学的孩子和家长做访谈时，她都感到压抑而沉重，孩子看上去心力已经消耗殆尽，他们拒绝上学、拒绝交流，甚至拒绝走出家门，但是父母仍然在纠结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学校。
“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系列政策中有多个与学生身心健康有关，同时，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每一个人面对的压力都不会减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心理学院近年来多个团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以及拒学现象的研究。”上师大心理学院院长蔡丹教授告诉记者。
“其实看着家长焦虑又手足无措的样子，我不忍心直截了当地将孩子的问题归咎于家庭的养育。但孩子并非某一天突然拒学的，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波动期。”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乌阿茹娜和心理学院的同事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抓住孩子拒学前波动的那个窗口期，和家长、学校共同干预，防止孩子真正走到拒学的那一步。
孩子的房门不是突然关上的
拒学正成为困扰全球教育界的难题。早在2008年，国外就有调查显示，青少年中拒学的发生率达到了5%左右。近年来，拒学在国内也越来越被关注，各地中小学生拒学发生率的调查数据从0.26%-22.5%不等。报道显示，北京儿童医院拒学门诊开诊10个月就接诊超万人。
拒学并不是逃学。
拒学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比如，孩子在学校的出勤率低于80%，而且父母可以解释孩子不在学校的时候在哪里；排除强迫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孩子符合DSM中焦虑、抑郁等障碍的诊断等。换言之，拒学同样也是一种心理健康问题。
“拒学在很多家长眼中是突发事件。父母在孩子拒学后来求助时几乎都会提到，孩子突然在某一天回家就把房间门关上，窗帘拉上，不再愿意去学校，也不再和外界交流。”乌阿茹娜每次听到父母如此诉说，都会感到遗憾，“确实有少数拒学的孩子是因为某个特殊事件而急性发作，但大多数孩子在明确拒学前，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波动期，只是父母往往错误地解读孩子拒学的前置信息，从而错过干预的最佳时机。”
调查发现，不少拒学的孩子甚至从小学开始就有迹象。“一般而言，那些在学校适应方面有问题的孩子，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加，更容易出现拒学的现象。而初中是拒学的高发阶段。”在乌阿茹娜走访的多所初中学校，一个年级一般会有1%-3%的学生拒学。“这些是明确拒学，办理休学手续不再到学校来的学生，还有一些处于拒学边缘的学生，比如他们会请一两个月的假，请假期间也许会来一下；或者他们会在校园里的某个地方，但不愿走进教室上课。”
乌阿茹娜发现，这些孩子中大部分在明确拒学前已经有症状，比如，上学前反复身体不适，肚子疼、胃疼、头疼、恶心等，但医院检查并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很多时候，父母会认为孩子是在找借口逃避上学，或者认为孩子就是心理脆弱，甚至有父母会认为孩子在装病，仍然生拉硬拽孩子去学校。及至孩子出现睡眠问题等更严重的躯体化症状，需要专业帮助时，很多父母从心底其实都并不接受孩子拒学的事实。尤其是父亲，相对母亲而言，对孩子拒学前的情绪波动更是显得‘后知后觉’。”
是父母导致了孩子的拒学？
“爸爸妈妈并不理解我。”很多拒学的孩子都这样表示过。有一种声音认为，孩子出现问题，必然是父母养育不当。
但都是家长的错吗？
“父母的养育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少有父母不爱孩子，所有拒学孩子的家长，几乎都显示有焦虑的症状。”有一个案例让乌阿茹娜印象深刻。
在她辅导的一个家庭中，孩子晚上经常失眠，因为不想让妈妈担心，她会在妈妈晚上回房间睡觉后到客厅透透气。妈妈因为关心孩子的睡眠在客厅装了监控。每次白天回看监控发现孩子半夜出来，都会和孩子发生冲突。
“同为母亲，我完全理解她，很多人将这样的父母归为掌控欲太强。但客观而言，到了这个阶段，这位妈妈的行为其实不是掌控欲的问题，而是她自己也极度焦虑。”乌阿茹娜谈到，“她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中谈到，她其实想帮助孩子，但是孩子的回答令人心酸，她说‘如果我睡得着，我会不睡吗？’孩子这个时候需要的已经不是妈妈的建议，而是焦虑导致的睡眠问题需要寻求更专业的帮助。”
“理性来看，拒学孩子的家庭确实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家长，那么本来已经身处焦虑中的家长可能更加不知如何是好。”在心理学界很多学者眼中，孩子拒学更多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好像机器在工作的时候，各种齿轮互相带动运转，当某一个地方有问题的时候，每个齿轮都会受到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社会中最柔软的群体——孩子。”
很多父母在遭遇孩子拒学时会反思，是自己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状态。
“有些父母确实会和我们谈到，自己可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忽视了孩子本身，但遗憾的是，更多父母反思的结果是‘因为我把手机给了孩子，才导致他沉迷手机’‘我的孩子就是抗挫能力差，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乌阿茹娜说，“身处其中的家长很难意识到，他反思的仍然是孩子的错误。他们觉得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抗挫能力差、滥用手机、交了不好的朋友，才会导致孩子现在的拒学。这些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并非根本的原因，而当父母不能看到孩子的困难，不能和孩子站在一起时，是不可能给孩子提供更多支持的。”
孩子究竟为什么会拒学？
在对拒学孩子的访谈中，有孩子对乌阿茹娜说，他每次最难熬的是老师公布成绩的时候，也有孩子说他最难熬的是考卷发下来的那一天。大多数拒学的学生都会谈到自己学业上的困境，未必是学业成绩真的不好，往往是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和学业方面的低效能感；或者会提到消极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持续低落的情绪与不适的身体状况；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当然也有个人的特质。
“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用单一的、非常量化的结果去评价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遭遇难熬的时刻。”乌阿茹娜告诉记者。
学习、考试、排名，对于很多已经成为父母的这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而言，似乎是学生生涯的必需。那么，为什么在这一代孩子中，就会造成拒学？
乌阿茹娜坦言：“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变了，而整个系统并没有及时跟上，包括父母、老师、学校都没有及时跟上这样的变化。”
这不是简单的观念落后所能解释的。乌阿茹娜谈到，这可能涉及到两方面的原因。
从学习动力而言，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他们曾经通过学习和教育改变了生存的状态，因而坚信学习是有用的，这也是全社会的共识。“即使学习不那么有趣，我们也会因为其有用而坚持，甚至会这样灌输给孩子。但是基于现在的孩子的生命经验，他们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简单来说，他们希望从学习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和他们的父辈、祖辈过去的需求不一样了。”
从这个维度而言，现在的教学活动需要让学生从学习中体会到内在的乐趣，不论是学习本身带来的乐趣，还是孩子通过学习真正解决问题所带来的乐趣。
对家长而言，最需要的是看见孩子。乌阿茹娜解释，所谓看见，不是对孩子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关心，而是看见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需求。父母对孩子的爱毋庸置疑，但孩子未必会感受到。“孩子是从父母的言行中感受到对他的爱，从很多事情中反复确认父母对他的爱，而有时候关心所体现出来的并不都是爱。比如，孩子因为心理状态拒学，而不去学校了，父母关注的还是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学校，这就像一个孩子发着高烧，父母还只关心他什么时候可以去上学，其实他心里会觉得很委屈、难过的。”
乌阿茹娜在给家长做辅导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说，“我也知道孩子很辛苦，但是我不能不让他学，因为大家都能行，他肯定也得行。”乌阿茹娜说，家长需要看到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也必须看到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和真实困境，“当我们用统一的标准去看待自己孩子，那么就容易出现问题。”
她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手机使用是当下引发亲子矛盾的重要导火索。很多时候孩子回到家中会看手机。但现实中，很多家长只要看到孩子拿起手机就会联想到孩子没有好好学习、“沉迷手机”。乌阿茹娜谈到，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玩手机很可能是满足一天学习之后放松、休息、获得愉悦、与同伴保持联系等心理需求。对他们而言，手机只是当前最便捷的一种休闲方式，和成年人的打牌、看电视一样。但是家长的反应在孩子看来则是，家长不允许他休闲、娱乐，矛盾也因此产生。面对手机问题，重要的是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再帮助他们寻找更加健康、多元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只有当需求得到回应，行为才更容易发生积极改变，所以“手机问题本质上是亲子关系问题，只是家长并未意识到而已”。
我们需要怎样的改变？
在乌阿茹娜看来，他们课题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提前干预来防止孩子拒学现象的发生。但是两年多的调研使她和团队意识到，要预防孩子拒学不仅需要及早地洞察孩子拒学的波动期，还需要改变整个学习系统。
拒学中有很大一部分孩子是出现了学习方面的困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窄化了学习的概念？”乌阿茹娜谈到，在传统文化中，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实践即学习、生活即学习。但是很多人内心深处认为，学习就是上课学习学科知识。“现在很多家长似乎认为，除了能在考卷上体现出来的之外，其他事情都不是学习。但是，如何与人交往，如何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些难道不是学习吗？说到底，这些拒学的孩子，是用拒学来解决狭隘的学习使他痛苦这个问题。”
事实上，每一个孩子生来就具备解决痛苦的能力，也有解决痛苦的方法，只是当他们的世界只有学习，而且是含义如此窄化的学习这一项内容时，他已经很难从其它事物中获得力量。“比如，当他们动手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时，甚至修理家里的用品时，虽然这类活动未必有什么真正的实用价值，但孩子从中获得的一种认知就是，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没有，那就交给时间，时间会帮你解决。”
这也是乌阿茹娜现在申请的一项研究，如何通过家校社协同，让拒学的孩子尽快回到学校。
因为，孩子一旦休学在家，复学的难度会很大，“对父母的挑战则更大，这需要父母有强大的成长能力。他能够对孩子拒学的原因有清晰的认知，并且能够改变自己。”乌阿茹娜说，目前国外的统计数据显示，真正拒学的孩子成功复学的比例只有30%，而且大部分也不是回到原先的学校，还有些拒学孩子基本上过了两三年就直接进入社会了。
“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学生走出了煎熬的阶段，复学成功的。这些案例给了我们比较大的信心。”乌阿茹娜也说，这些学生大部分本身就具备很强的反思能力，他们在家庭的支持下走过了最有压力的阶段。不过，大多数复学的学生并没有回到他们原先的学习轨迹中。有一名学生复学后去了职校，通过专升本，今年也将拿到本科学位了。他告诉我们，“拒学的这段经历让我感到我原先就像一个陀螺，一直在不停地转，但是当我停下来，有一段思考的时间时，我想明白了我想要什么。我想学一技之长，我想独立地生存下去。”现在他的专业是艺术疗愈，他希望能够帮到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也有学生拒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进入了快递站工作，并且从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价值。
“其实，每一个人在青春期的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认识自己，唯有如此，他在未来工作、生活中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而这种自我认知的建立不是简单地通过考多少分来实现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联手家庭、学校，更早地介入到学生可能的拒学中，不要让他们错过成长。”乌阿茹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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