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成功的卧底，我们不能不提唐生明和郭汝瑰——他们跟龙潭三杰相比如何不好评说，但这二位有个共同特点却很有意思：唐生明有个亲哥哥叫唐生智，唐生智是1935年铨叙的一级上将；郭汝瑰有个跟亲哥哥一样亲的堂兄叫郭汝栋，有资料说郭汝栋于1946年7月31日晋升陆军上将并退役。
郭汝瑰备受蒋家王朝两任参谋总长陈诚顾祝同器重，老蒋对他也十分信任，这还真不完全因为郭汝瑰有个“好哥哥”，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郭汝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老蒋在日本军校的“半个学弟”——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军校受训，但都是留日学生，也都当过日本“军官候补生”。
我们细看《郭汝瑰回忆录》就会发现，他的哥哥郭汝栋是个聪明人，把弟弟郭汝瑰送去日本学军事也是聪明之举，郭汝瑰去日本军校也是不虚此行——他当“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时候，制定的战略规划都很合老蒋的胃口，跟他们受过同样的培训也有很大关系。
晚清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末民初我国派遣大量青年赴美、日、法、德留学并不算错，郭汝瑰在留日期间，确实学到了一些真东西，当年基本军校的训练、教学内容，确实也很值得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深入了解日军作战特点，才能制定有效的应对之策。
郭汝瑰留学归来，又考入国内的“陆军大学”第十期，系统学习了战术、战史、参谋业务、邻邦军备、兵要地志、军制、军队人事法规、军队教育、兵器、野战筑城、永久筑城、地形、谍报勤务等课程，其中的战术课包括大军统帅、海军战术、空军战术、化学战、装甲兵战术、炮兵战术，参谋业务课包括军队编制、装备、辎重、动员，当时的教官除了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将领就是德国专家，经常搞“现地战术”演练（一搞就是一个月）、“现地参谋旅行”和“红蓝对抗军事演习”——当年陆大的军事演习，也是分红蓝两方，与现在差不多，不同的是他们以蓝色代表自己。
郭汝瑰后来能入主“国防部第三厅”，而且是两次担任中将厅长，不能不说是跟他受过系统训练有莫大关系。
陆大的课程，有一部分也是由日本教官讲述的——郭汝瑰入陆大的时候，开学日期因“一二八抗战”爆发而延期到1932年3月1日（原定第十期开学日期为1931年12月1日），但德国教官并没有撤走，郭汝瑰的军事素养，可以说是兼备了中、日、德三家之长。
郭汝瑰和老蒋算“校友”之说，并非没有史料依据：蒋志清于1908年春被陆军学堂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军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后来又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郭汝瑰1931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第二连当了六个月士官候补生，其中两个月当上等兵、两个月当伍长（下士）、两个月当军曹（中士）。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日军十恶不赦，但他们的学习和训练，却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学习，郭汝瑰之所以能去日本留学，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他的地下党身份几乎已经暴露，堂兄郭汝栋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老弟，你们两人（另一人为傅秉勋，很复杂的一个人人物，就不详细介绍了）色彩（红色）太重了，叫你们登报声明（脱党），你们又不愿意，我也有难处。这样吧，我干脆送你们到日本的士官学校读书。读两年多，加上来去时间共三年，三年之后回来时，如果红色失败了，你们的色彩也淡了，我可以掩护你们！如果红色胜利了，你们又干就是嘛！（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郭汝瑰回忆录》，个别名词有修改）”
郭汝栋如何帮助及掩护郭汝瑰，我们有时间再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跟着郭汝瑰的目光，来看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军校，然后琢磨一下如何应对和消灭那些魔窟一样的军校都培养出了怎样的魔鬼，以及如何有效消灭他们。
很多牧羊犬都是日美“没有人情世故”，但不管什么时间，他们的人情世故都无处不在，如果真公平考试，蒋志清可能考上，郭汝瑰却考不上——蒋进的是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军事预备学校振武学校，五分之二时间学日语，五分之一时间学军事，其他时间学数学、物理、博物、史地，而郭汝瑰考士官学校，第一张卷子就是考日语，日语不过关就会被刷掉。
郭汝瑰出国前学了半年日语，进入日本又学了半年，但也只会一些日常对话（有些人其他方面很优秀，但在语言方面没有天赋，这一点学英语费劲的同学们估计都有同感），书面考试根本不灵：“第一关是考日语，虽然我专修了一年目语，但会话仍很困难，考试时首先是听写，记得第一句考官念完‘弹丸雨飞（原文是日语，就不复制过来了，笔者也不会写）’四个字后，我搔首弄笔预索枯肠，意义仍不得而知。第一句话都听不懂，写不出，心里越发紧张，后面越做越糊涂，简直等于交白卷出考场。”
考试交白卷并不要紧，因为日军也是可以走后门的，当时负责招收士官候补生的叫加藤，加藤收下郭汝瑰送上的一百日元（当时相当于四十九美元，也相当于一个工科毕业生月薪，能买二百斤大米）后，就领着郭汝瑰去见了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大队长金子定一大佐，得知郭汝瑰打过仗之后，不但特批其入学，还在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这个仗（指郭在四川与杨森作战）不好，打内仗不好。‘战胜异国为荣，残杀同胞为辱’。”
金子定一还说了一些很反动的话，这里就不引用了，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跟着郭汝瑰去看日本军队和军校。
郭汝瑰进的是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进入士官学校的学生，叫士官候补生（即候补军官的学生之意)，按学校的规定，首先要下联队学习六个月，即交给联队代训六个月，学习士兵动作、了解联队生活。
当年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防范也是很严格的，郭汝瑰所在的工兵大队奉命到松浜的飞行联队协助演习架桥，教官假装好意对郭汝瑰等五个中国留学生讲辛苦，意思是让大家别参加，郭汝瑰等人坚持要去，结果到了演习现场，又被教官以“涉及机密”为由毫不客气地赶了回去。
为了不让中国留学生学到真技术，日本教官可谓绞尽脑汁，要么是让副大队长带留学生游山玩水，要么只允许隔一条山沟远观。
虽然备受歧视，但郭汝瑰还是忍辱负重，一边学习一边观察，掌握了很多日军特点，首先是他们“教育士兵生活简朴，纪律严明，练习军事技术严格认真，作业力的养成一丝不苟”——这里的纪律严明只是指他们军队内部的绝对服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并不受约束。
当年的日军士兵只发一套新军装、再发一套退伍士兵穿过并修补好的旧军装、旧皮鞋，中国来的士官候补生则有两套新呢子军装、一件新呢子大衣、两套布军装、两双新皮鞋。
士官候补生在军官食堂吃饭，早上是一碗酱汤、一碗干饭、两块泡萝卜；中午一大碗饭（约半斤）、一大碗菜，菜一般是马铃薯、红萝卜，里面有点肉丁，必须吃完不能倒掉。
晚上吃什么郭汝瑰没写，估计是跟中午差不多。日本军官吃的远不及美军士兵，日本士兵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入侵中国，就像疯狗饿狼一样见啥抢啥。
虽然吃的不怎么样，但他们的训练却很刻苦：“每次行军，早上很早就要起床吃饭，饭后背上枪和背包，共约四十斤重，然后出发。路上每走四公里，休息十分钟，一个上午要走六个小时二十四公里。行军途中，尽管步伐不一定整齐，可以小声说话，但仍很肃静，没有一点喧哗之声。到达目的地后，休息一二个小时，下午就做各种工兵作业。做得最多的是土工作业。第一次上午行军二十四公里以后，我已筋疲力尽，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下午掘土时划定每人一平方米面积的寻常土（指不硬不松软的土）向下掘，越深越好，班长喊一声‘作业开始！’士兵们一言不发，抡起铁镐就挖，一干就是四个钟头。日本兵有的人挖了四五公尺深，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挖了半公尺深。”
日军士兵的坚忍凶顽，郭汝瑰是亲眼目睹的：教官一看郭汝瑰实在干不动了，就领着他到处巡视，一个日本兵把临近的士兵手铲伤了，当时鲜血直流，但受伤的士兵默默地看了对方一眼，用嘴把伤口上的鲜血吃掉，又抡起锹镐继续铲土，直到班长见他血流得太多了，这才报告排长并命令该士兵包扎，该士兵包扎回来，依然沉默着继续铲土。
据郭汝瑰回忆，当年日军的训练能把人变成战争机器：“各种工兵军事技术训练如爆破、坑道、架桥等等，也要求严格。应用架桥必须用绳子捆木材，也有一定的程序和办法。绳子捆好打结、每个结怎样打才能既省时，又牢固都有讲究，谁先打好结就喊一声‘完了’。伍长检查质量合格，他就该受到表扬。然后解开又重新捆。如此反复练习，直到熟练而又准确才停止。钉两爪钉，也是这样，钉了又拔出来，拔出来又钉，每次作业四小时，一天八小时，就是这样反复训练。”
郭汝瑰家境较好，体力也很不错，但是跟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兵比起来，一开始的劣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工兵训练的最初几个星期，我每天练下来，全身每块肌肉都在疼痛，好似遍体挨了一顿毒打一般，只能趴着睡觉，锻炼了一段时间，也就渐渐习惯了。”
郭汝瑰不愧为优秀的中国军人，他经过刻苦训练，不但在体能上赶了上来，还对很多日军训练细节牢记于心，尤其是日本教官的几句话让他对日军战术特点有了更深了解和警惕：“筑城不是工兵的专业，各种掩体的构筑是步、炮、坦各兵种自己的事，工兵主要是指导阵地构筑及完成阵地的有技术性的部分。现代筑城应深向下挖，不能高出地面，以减少敌火杀伤，工事的伪装隐蔽重于坚固，发扬火力重于掩蔽身体，阵地无侧防不能坚固……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话后来也应验在珍珠港，郭汝瑰评价：“这与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搞侵略扩张的主张是一脉相传的。”
郭汝瑰没完成学业就因战争爆发而中途退学，他回国时，不但弄到了全套的士官学校教材，还买了整整五大箱军事书籍带了回来——当年的日军是我们的死敌，学习研究他们的战略战术和军队训练方式，也是极有必要的，读者诸君看了郭汝瑰回忆录记载的日军训练内容，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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