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红25军北上与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组成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新组建的红15军团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就在这一派大好的形势下，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肃反”开始了。主持“肃反”的，是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
有一天，刘志丹接到前往瓦窑堡开会的通知，他走到半路时遇到了一位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红15军团的急信，便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打开一看，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就包括他本人。
刘志丹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那信交还给了通讯员，还说：“你快把信送给军团司令员徐海东，就说我自己去保卫局报到。”他说完后就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
刘志丹到瓦窑堡后，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保卫局的人直接把刘志丹关进了牢房，还说他看了逮捕名单而不逃跑，是以“狡猾的手段骗取党对他的信任”，并进一步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此后刘志丹在监狱中受尽了折磨。
陕北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造成了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趁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下子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峻局面。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泽东反映：一个多月前，刘志丹等人已被逮捕，还有人遭到杀害。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够主持公道。
毛泽东听后立即作出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还决定派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
王首道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按照毛泽东“要慎重处理”的方针，王首道等人立即进行调查访问，他们通过调查得知，刘志丹是一位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陕北当地还流传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为了解更多事实，王首道等人又来到保卫局，与戴季英和刘志丹见了面。王首道问戴季英：“如果刘志丹等人是反革命的话，那么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
王首道的这些问题，戴季英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咬定刘志丹就是反革命。
此时刘志丹平静地说：“我承认我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王首道将审查刘志丹一案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实事求是的汇报。毛泽东肯定了王首道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周恩来则狠狠地批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不久以后，刘志丹等人被释放出狱，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刘志丹出狱后，先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员、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东征，4月14日，他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当这个噩耗传到陕北高原时，山河悲痛，万众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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